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置身其中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当代呈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新的文学史概念代表着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分解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阶段。和“二十世纪”不同，这三个概念虽然也是表述时间的阶段性的，但它们却带有明显的历史人文色彩，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指向。

不言而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要指中国现当代文学。从1917年《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开始，到1949年为现代文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当代文学。近代文学只有17年，作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历史的末端和二十世纪文学的开端，是尾声也是先声，只是声音不够响亮，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经常很少论及。

中国现当代文学统一起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亮丽风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认为，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荟萃了88个短篇小说，其中近代2篇，现代46篇，当代40篇。短篇小说篇幅短小，情节简洁，人物集中，结构精巧，通过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段，着力刻画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反映生活的某一侧面。众多的生活侧面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卷，再现百年历史的风云。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近代文学，也就是清末民初之文学。有人将清末民初的小说，说成是古典艺术的晚霞；有人将清末民初的小说，说成是现代小说的晨曦。这些都表明清末民初时期的小说是小说文体转变时期的产物。《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中属于近代部分的两篇，周瘦鹃的小说《真假爱情》，在叙事艺术上就体现了这种转变的印记。《真假爱情》的叙述者，继承了古典小说的传统，也体现了现代小说的叙事手法。苏曼珠的《碎簪记》同样体现了叙述上对传统的继承与变异。《真假爱情》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作了生动的书写：“却说辛亥那年，桂花香候，这三百年沉沉欲睡的中国，蓦地里石破天惊的起了大革命。那无数头颅如斗的革命健儿，先在武昌树了革命之帜，黄鹤楼头，白旗飞舞，黄鹤楼下，战血玄黄，替这寂寂无声的河山生色不少。”《碎簪记》对袁世凯的窃国称帝，作了鲜明的揭露和讽刺，对拒绝附逆的仁人志士（主人公）作了赞扬。这两篇小说涉及两件大事，读后能让人一窥十七年历史之脉络。

一、感时忧国：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文关怀

这种“感时忧国”精神是因为“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感于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发奋图强，也不能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爱国热情。这种“感时忧国”精神让人们把目光集中到文学的内容而不是形式上，集中到得天独厚的“现实主义”上。这样，中国现代文学就负载着中国现代史的重任。这是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表述。

按照周作人的设想，1917年的文学革命所引发的新文学应该是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其本质在于文学的精神“普遍与否，真挚与否”。新文学的写作者应置身于生活，去感同身受人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离合。周作人与夏志清都关注于“人的文学”，突出人的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等现代社会的生活主张。

在“五四”一代作家的大力推动下，中国文学从文学观念、思想内容到语言与表现形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现代民族精神与人道主义思想的烛照下，文学叙事的重心开始转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生活对话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崇高理想，平民化一向被认为是走向生活的有效选择。

中国现代文学经由时代孕育而诞生，并以强烈的入世精神参与了中华民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国现代文学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收入现代40位作家的46篇小说。鲁迅的小说让人沉闷而且压抑，这是一种生活呈现出来的复杂表象在作者心中的折光；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细腻生动地刻画了处于军阀混战期间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反映了旧中国政治混乱局面下普通民众朝不保夕的生活遭遇；冰心的《分》写两个同时出生在医院的小朋友的“对话”，反映出贫富两个阶级迥然不同的生活，暗示了对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创造社是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主要由留日学生中的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组成，他们的创作倾向是反帝反封建和积极的浪漫主义，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创造社的代表作家张资平的《木马》、陶晶孙的《木犀》、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或写少年的愿望，或写青年的婚恋，其中不乏生活的感伤。女作家庐隐的《或人的悲哀》、冯沅君的《隔绝》、凌叔华的《绣枕》写出了爱情的悲剧和女性命运的困境。地域文学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形态，主要作品有蹇先艾的《水葬》、台静农的《拜堂》、彭家煌的《怂恿》、王统照的《沉船》、茅盾的《春蚕》、艾芜的《山峡中》、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萧红的《小城三月》，以及沈从文的《萧萧》和《丈夫》，这些作品都秉承了一定的历史文化渊源，从中可以发现日常的生活节奏，特定的建筑风貌，相关的民风民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摧残和束缚尤为残忍，女性解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赞许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傅立叶的这样一个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女性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任何地位，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任人宰割，包办婚姻的悲惨生活在鲁迅的《伤逝》、许杰的《改嫁》、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许地山的《春桃》、吴组缃的《菉竹山房》、老舍的《月牙儿》、徐訏的《赌窟里的花魂》、张爱玲的《花凋》等作品中得到了现实的呈现。

无论是源自地域的文学还是关注女性的文学，中国的现代文学都取材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彰显平民化的特色。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平民化的目标更为明晰了，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种平民化的目标带有浓厚的革命文学的色彩，即人民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文学。故此，也有学者将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下限提前到1942年。但事实上，解放区文学在1949年以前只能是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前进方向的一部分。《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中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师陀的《期待》、孔厥的《受苦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孙犁的《荷花淀》、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等作品大都出自于延安解放区作家之手，是革命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出的强音。

文史不分家。以文见史，以史存文。中国现代文学在反思历史、关注现实方面成就卓著，各个时期的文学潮流中都存在一个清晰的历史维度。《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收录的46篇现代作家的小说对认识中国现代30年的历史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理想主义：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成就，然而文学界对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轻视与否定的倾向。对于上世纪50-70年代文学，认为受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度影响而缺乏文学性；对于80年代以后的“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认为“不是五四文学的继续，而是古典文学拙劣的翻版”。总体而言，认为当代文学“缺乏精神高度”，与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没有出现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学流派，缺乏具有一定经典品质的作品，至今还没有看到大师的身影。对百年中国文学的认识，学界似乎一直存在对现代文学的崇拜状态，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认同也仅限于现代文学三十年，对“鲁郭茅巴老曹”的崇拜已经成为我们面对百年中国文学的一种基本姿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否定，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检验。“经典”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过程，又是一个当代化过程，即当代读者仍在阅读的过程。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为辉煌的篇章。无论从汉语本身的发育、成熟程度和对文学性的理解和实现程度，无论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对世界文学的学习借鉴程度，还是从作家自身的创造力来看，“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就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都是具有可比性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学不是没有经典、没有大师，而是我们对于经典和大师的不承认。

《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收入当代40位作家的40篇小说，分为“十七年文学”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两个部分。“十七年文学”是一个时间概念，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十七年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留下了“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等具有浓郁时代特色的作品，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这些作品对建国后十七年的历史书写场面宏大、时代感强、政治性突出，相比之下，“十七年文学”中的短篇小说如涓涓细流、小河淌水，但同样描绘出了历史的轮廓，留下了那一段蓬勃岁月的印痕。高度的组织化，鲜明的一元化，全面的政治化是“十七年文学”的突出特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刘绍棠的《田野落霞》、宗璞的《红豆》、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等作品，抒写了革命斗争胜利后的喜悦，展示了农民的命运变迁和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表现了更为丰富、更加复杂的现实生活。这些作品中充满了高昂的革命热情，弥漫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1980年代被许多过来人誉为文学的“黄金时代”，那种亢奋、高昂，思想活跃、激情澎湃，几乎是经历过那个时代，从事文学活动的人们集体的情绪与记忆。中国当代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充分借鉴西方，继承五四传统，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多元化倾向在小说的创作中体现出众多的流派，主要有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实验小说、新写实小说、晚生代小说、女性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十个流派，实验小说也称为先锋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与新写实小说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晚生代小说则是指八十年代出生的一批新锐作家的作品。《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中改革开放以来的作品，伤痕小说主要有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贤亮的《灵与肉》、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李锐的《合坟》；反思小说主要有张承志的《大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韩少功的《归去来》、张炜的《一潭清水》；改革小说主要有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乔典运的《问天》；寻根小说主要有汪曾祺的《受戒》、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贾平凹的《火纸》、乌热尔图的《琥珀色的篝火》、冯骥才的《市井人物》；先锋小说主要有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苏童的《一个朋友在路上》；新写实小说主要有刘震云的《塔铺》、刘庆邦的《鞋》；女性小说主要有铁凝的《哦，香雪》、池莉的《静物》、毕淑敏的《翻浆》、王安忆的《轮渡上》。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得到拓展，《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中还收入了台湾作家陈映真的《将军族》、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林海音的《五凤连心记》和香港作家刘以鬯的《吵架》。将台港文学和大陆文学放在一个平台上，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完整性。

中国当代文学在“十七年文学”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之间，还有一个“文革文学”。“文革文学”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两个小说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少论及，《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一书也没有收入文革十年的作品，但对这十年历史的书写在伤痕文学中可见一斑。

短篇小说是用最精炼的文字描写最精彩的生活的文学形式。中国短篇小说的内部演进，从先秦寓言到魏晋《世说新语》《桃花源记》，再到汉唐一些叙事诗，明代白话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清代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等，还只是不断累积短篇小说的元素，却与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尚有本质的区别。真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是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之初，也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开端，受到翻译的近代西方小说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二十世纪初，鲁迅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周瘦鹃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不仅将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引入中国，而且还将这种详略得当、精于结构、描写生活“横截面”的小说范式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发展成蔚为壮观的文学气度。《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是一部力求全面反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短篇小说创作面貌的精粹选本。这些小说艺术独特、可读性强、影响面广，内容涵盖一百年里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这些作品用最经济的文字，描写现实生活中最精彩的片断，在追寻历史的“真实”与“本质”的同时，努力“超越”历史，在百年历史的文学书写中，以一个个经典的短篇小说进入历史的横截面和关键点，点面结合，体现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对百年历史的关切。

文学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不能缺少历史的维度，而历史的解读也常常需要文学提供诗性的关怀。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一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关注的问题，如“现代文学三十年”对中国人苦难命运的书写；当代“十七年文学”被称为“革命历史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都是对历史的探寻与追问。中国自五四以来的当代文学，普遍信奉经典现实主义传统所张扬和巩固的一个世界性文学观念，那就是文学应该积极地介入历史书写。用历史的方式见证一个时代是容易的，用文学的方式来见证一个时代却很不容易。《中华短篇小说百年精华》通过近百位作家的近百篇小说，用激情照亮了百年历史，也让我们见证了一个可歌可泣的时代。（作者：和文平）